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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以参议院为宪法的守护者。

三是部分由国会任命，部分由总统任命，如法国。英美两国在释宪机制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英国传统的普通法文化观念在美国发生了变化。

作为宪法解释的一项制度安排，释宪机制的设置是国家制度构建中一个极其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释宪机制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宪法实施效果的好坏。而欧陆国家普通法院的法官由于不享有美国法官那样的权威和合法性，普通法院没有美国法院那样高的社会威望，司法权很少获得社会认可，甚至人们对司法权还持一种怀疑和警惕的态度。而欧陆国家普通法院法官则没有这样的地位和声誉，普通法院法官不能承担宪法解释职能，需由专门机构的人员来担当此类特殊任务。二是由总统提名，国会同意，如美国。卢梭分权思想的核心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权至上，这一观念导致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议会主权原则，即人民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议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管理权力。

在普通法观念影响下，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宪法是由一系列宪法性文件构成的。美国由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解释宪法的释宪机制，与美国政治制度密切相关。[10]进入90年代，宪法学界开始关注宪法的适用，从制度层面寻求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机制的突破，并开始脱离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建立学科的自足性与专业性。

[21]比如强世功是从英国的宪法实践中寻求知识资源，以戴雪等英国学者的理论为基础，而陈端洪则以卢梭、施米特、黑格尔的理论为根基，高全喜则采精神科学的路径。[47]前三者是陈端洪教授与高全喜教授在文章中明确援引的，黑格尔则是近来政治宪法中的一种准备性的转向，参见田飞龙：《主权、制宪权与中国宪法的根本法结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17]姚中秋：《儒家宪政民生主义》，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30]许章润：《今天中国为何要省思国家理性》，载《战略与管理》杂志2010年第9/10期合编本。

不仅自由、人权成为宪政的核心价值，而且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之类的制度安排，甚至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之类的政治制度都成为理想宪政的标准。[117]在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分化与耦合的图景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宪法实施中的双轨制，[118]解决双轨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并轨法律的危险。

[21] （一）历史性的政治宪法学 强调历史性的政治宪法学主要可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宪法价值的结合，如儒家宪政主义以及有学者在现代宪法体系下讨论家与个体自由原则的关系。从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分化与耦合角度出发，法治国这一概念就需要得到重新理解，法治国作为政治（国家）与法的统一构造在历史上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法律实证化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于指向国家的法源理论才能得以贯彻实施。[60]陈端洪：《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198页。[25]参见汪荣祖对此的翻译，前注23，第179页。

[74]也正是这一点，使他主张的政治宪法学具有了规范性，并将之界定为规范主义的政治宪法学。[76]如果说陈端洪教授的政治宪法学主要依循的是施米特的路径，那么高全喜教授则主要自觉不自觉地依循了延续至斯门德的精神科学的路径。魏玛时期，德国国家法学界试图扭转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国家理念，在宪法学中重新发现国家，处理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有机关系，寻找规范背后的精神力量和政治决断，解决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国家危机。这种行为方式也取决于它能明确地权衡特定的局势，因而能够正确地区别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

[12]林来梵：《法学的祛魅》，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122]比如基本法时期的施米特学派与斯门德学派，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有总结新中国成立和改革以来的政治实践、惯例和成功经验而归纳中国宪政模式的学者。[1]尽管陈端洪教授早在2008年发表了《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这一反响强烈的文章，高全喜教授等学者也有意识地就政治、主权、宪法实施等方面发表过相关主题的著作与文章，但争论格局的正式形成仍应以2010年的争论为标志。

然而，现代人并不满足于此，重建规范性和正当性的努力从未停止。[131]林来梵、郑磊：《所谓围绕规范——续谈规范宪法学的方法论》，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35] 2.在宪法文本之外，以政治实践经验为基础，反驳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的论断。[115]然而，从上文对政治一词的分析来看，宪法是政治法至少还存在另外一种解读，即宪法需回答政治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实质正当基础。[49]在霍夫曼（H.Hofmann）看来，当我在这里提到正当性时，我首先指的是——遵循流行的语言习惯而不去进行概念史上的讨论——通过一个唯一的、最终的以及具有一般约束力的原则在整体上对国家高权行为（Hoheitsakt）的证立（Rechtfertigung）以及在此之外对国家统治秩序的证立。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学 规范宪法学 政治与宪法关系 。

主张从中国当代历史现实中发掘时代精神的价值论者。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上，康德认为，如果不捍卫道德，真正的政治将寸步难行，尽管政治本身是严肃的艺术，但政治与道德的联合却绝非艺术。

表面上看，这种分歧源于对政治的理解不同，但从深层次来看，对政治理解的不同源于对现代性的不同诊断：第一种意义上的政治观，是看到世界自启蒙以来，理性不断祛魅的过程，自由主义带来了价值多元主义，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奠基性的政治概念，因此需要退回到实证法，取代理性和自然法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并以实证宪法作为政治和国家的基础，而政治则只意味着世俗意义上的日常政治，这是一种置身于启蒙和现代性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和法律理论。在这一学术脉络的演变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促动是显而易见的，90年代的良性违宪之争和新世纪伊始的齐玉苓案对宪法学界理论发展极富冲击力。

政治并不存在于战争本身之中，因为战争拥有自身的技术、心理和军事规律，但是，政治却存在于由战争这种可能性所决定的行为方式之中。在法学的科学性中，就要去除掉一切有关政治的因素，包括对规范内容的认知，也就是说当规范出现不确定需要解释，从而涉及政治判断时，就涉及政治、而非科学。

[8]关于政法法学社科法学诠释法学的分类可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5页。这一识别过程必然包含何谓宪法的判断，包含什么样的规则是好的或者有效的正当的这一判断。[73][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57]另一种则是凯尔森基础规范意义上的绝对宪法，将宪法视为是一个抽象的规范体系。

苏力：《作为制度的皇帝》，载《法律和社会科学》2013年第12卷。2.近代以来，政治与国家行为密切联系。

在施米特看来，国家在危急时刻基于自我保存而作出的决定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者。从这个角度来说，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人天生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ern）进行了重新诠释。

[47]笔者曾在《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2011）一文中对这一模式的政治宪法学有详细评述，在这里仅尝试简单总结这一模式的问题意识与论证脉络，简单来说可以归结为两点：对正当性的追求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后者则以合法/非法为符码，涉及法的实证化。

究竟历史真相是否可单独还原出来，还是解读历史必带有解释者的前见，以现代的眼光来解释历史，或者受今日价值观念的支配而以今论古，这是历史学乃至哲学诠释学备受争议的问题。但这种宪法理论并非是宪法文本之外的正当性追求，而是合乎宪法的宪法理论，即基于基本法的宪法理论，[129]该理论的建构不是来自超然的价值诉求，而是立基于宪法文本、历史与现实。要理解政治宪法学的抱负，自然需了解其在中国当代产生的历史机缘。[124]这一转向意味着魏玛时期新康德主义所主张之事实与规范二分这一前提的崩塌，同时也意味着方法论之清教主义的淡出，凯尔森所追求的纯粹法学以及科学的认知也失去了基础，价值判断的普遍存在并成为法学的对象使得法学容纳了凯尔森所言的法政治，而非仅是纯粹的法科学[125]，方法上的综合（Methodensynkretismus）[126]似乎也就不可避免。

3.与超越宪法文本和西方中心主义相关的是反对宪法司法化，超越法院宪法。社会各个子系统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每一个子系统都依循系统自由的符码运行，并构成了封闭的自创生系统，不同系统之间构成了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可以通过结构耦合产生激扰，但环境对系统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必须转换为系统自身的符码才能进入系统内部。

历史学侧重对历史的认识，追求历史真相，而历史性则意味着对抗普世性，强调当下的时代性与特殊性。在他看来，理解中国乃至西方诸国的宪法只有置于它们各自的历史场景中，置于各个现代国家的人民革命制宪和光荣复辟的宪法结构中，才能真正理解宪法的实质和精神，才能理解规范的生成与宪制的改良与进步，才能获得司法宪政主义的生命之源。

[26] E.H.Carr,What is History?2nd Edition,Penguin Books,1991, p.35. [27]对此可参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29]参见[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下。